摘要：从表现手段上来看，《我不是潘金莲》不能算是一部纯粹而又工整的荒诞喜剧，它里面夹杂了太多非荒诞性的元素，加之其中诗意的抒情性反而把观众引向矛盾的体验中，让影片引发了众多争议。 ...

从表现手段上来看，《我不是潘金莲》不能算是一部纯粹而又工整的荒诞喜剧，它里面夹杂了太多非荒诞性的元素，加之其中诗意的抒情性反而把观众引向矛盾的体验中，让影片引发了众多争议。然而，新的尝试总是振奋人心的，谁又知道这颗石子会激起怎样的波痕?

《我不是潘金莲》和《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两部片子几乎在中国内地的同一时期上映，两位导演都在技术和视觉上做出了一些新的尝试。虽说圆形画幅在世界电影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但不管怎样，冯小刚导演仍旧在中国电影的土壤里埋下了新的种子。两部大胆创新的电影也让我们嗅到了不一样的气息，关于电影，未来还有无限可能。

之所以想要拿出《比利·林恩》来比较，并不只是因为技术的革新。电影工业固然要依靠技术的支撑，但优秀的导演总会把技术用在“点”上。《我不是潘金莲》和《比利·林恩》所采用的两种不同的技术，恰好为观众带来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影视角。不同于《比利·林恩》浸入式的观影体会，《我不是潘金莲》采用的圆形画幅恰好把观众置于一种隔岸观火的“窥探”地位。这种隔岸观火的心情，就像古时的人们在戏台下看戏子们唱戏一样。观众在这里既是看客，又是判官，电影里的人物，也比往常更像故事中的人物。这和导演在电影中不断加入旁白营造间离感在本质上是一个意思。所以说，技术本身就传达出了使用者的意图，优秀的导演会驾驭技术，将技术完美地贴合在故事的肉体之上，塑造出不一样的影片气质。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冯小刚和李安都是会驾驭技术的导演。李安的故事是从比利的视角展开，需要的就是观众感同身受的“浸入”，而冯小刚的故事内核是一出荒诞剧，需要的就是抽离，一种理性和冷静。圆形画幅的意义并不只是带给我们画面构图的诗意美，更无时无刻地把观众置于这“看客”的地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观众是注定不能在情感上理解李雪莲的，视觉上的变化带来了视角的转变，视角的转变把我们逼到冷酷无情的境地，这种冷酷和冷静让我们看着人物的痛苦发笑(当然这是和故事情节相辅相成的)，荒诞之感也油然而生。

这大概也是影片的一些片段让人感到格格不入的原因。李雪莲，在故事的一开始，就完美地展现了她作为一个“法盲”的执着。其实她所求的就是两个字：“情”和“理”。只不过这个“理”，不是法理，而是她心中的道理。这放在现代的法制社会，很容易就会演变成蛮不讲理。毕竟法官、当地官员所生活的世界，不是李雪莲的“情理”世界。然而影片并不只是想讲这个妇人的执着和“情理”，她就像一颗蛮不讲理的石子被投入潭水之中，让隐藏在潭水之下的“怪力乱神”以各种荒诞的方式浮出水面。用“蛮不讲理”引出这个社会真正的阴暗面，引出一个逻辑看似正常，其实却处处充斥着虚伪、冷漠的“官”的世界，才是这个故事荒诞感的核心来源。

但是，一些展现李雪莲细腻内心世界的镜头和表演，也在不断地提醒观众，李雪莲是值得同情的、是悲苦的。但这些抒情的甚至有些悲凉的信息，掺杂在荒诞的情节和产生间离感的画框之中，让观众不免会感到一丝困惑。因为视角的转换让我们不自觉地被置于一个冷酷无情的地位，在这种涵义下，观众对角色的态度更倾向于“一视同仁”——我们在情感上，是不和这些人物站在一起的。于是在这个时候冒出的抒情镜头，就难以让观众感同身受。

所以从表现手段上来看，《我不是潘金莲》不能算是一部纯粹而又工整的荒诞喜剧，它里面夹杂了太多非荒诞性的元素，其中诗意的抒情性反而把观众引向矛盾的体验中，让影片引发了众多争议。然而，新的尝试总是振奋人心的，谁又知道这颗石子会激起怎样的波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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