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6天17亿，让文牧野一跃成为中国最卖座的新导演。不仅如此，《我不是药神》的逆天口碑和社会话题度更令人对这位年仅33岁的新人刮目相看。

6天17亿，让文牧野一跃成为中国最卖座的新导演。不仅如此，《我不是药神》的逆天口碑和社会话题度更令人对这位年仅33岁的新人刮目相看。

或许《我不是药神》的爆红早就被编码在基因里——它几乎是国内大银幕上唯一一部取材自真实社会事件、以当代平民英雄为主角，同时又严格遵循商业片创作规律的电影。它的诞生背后，是文牧野年复一年拍社会题材短片的经验积累，是“两弹一新”及主创团队历经三年的细节打磨。

“世界上最优秀的电影基本都是取材自真实故事”，文牧野说，“因为那是给艺术给养的地方，你得首先关注现实，然后再去做艺术，不能凭空去想。”他的梦想是有朝一日能用中国本土故事，输出中国式价值观。

一个“黄毛”落榜生

平头、黑框眼镜、一身没有任何图案和logo的纯黑衣裤，这就是文牧野的惯常扮相了，一年四季都是如此，连自己电影的首映礼也不例外。不上台的时候，他就弓着腰安静地猫在角落里，像大学自习室里那种老实巴交的工科男。

文牧野生在书香门第，爷爷和外公都是某知名大学教授，爷爷尤其好舞文弄墨，提笔就是一首好诗。当初爷爷给孙子起了这个充满辽阔诗意的名字，大意是希望他能“把文化放牧到远方的原野”，做一个有学识、有担当的人。然而在18岁以前，他的人生并未按照长辈们拟好的剧本走。

《我不是药神》里浩子那一头扎楞的黄毛，就脱胎自文牧野高中时期的造型，在校园里格外吸引眼球。他形容自己在大学以前都处于“智力未开化”状态，爱看课外书，崇拜关公和赵子龙，对正经学习提不起半点兴趣，整天没心没肺地撒野、疯玩。高考他不出意外地考了290分，一个可以直接放弃查阅志愿填报手册的成绩。父亲帮他打听到两个三本技术专业，一个是“教育技术”，还有一个是新开设的“广播电视编导”。文牧野想了想说，我从小就爱看电影，第二个好像跟电影沾点边，那就第二个吧。

新专业的教学资源十分有限，所谓的电影课，也不过是老师找点片子给学生放放而已，下课铃一响就拎包走人。大一末期有个拍摄作业，文牧野就借了台老掉牙的小DV，拍了他的第一个短片。没想到老师非常喜欢这个片子，总结作业的时候，当着全专业140多个学生的面，郑重地表扬了文牧野。

那是一名“差生”从小到大第一次受到鼓励，他整个人仿佛都焕然一新。就像《我不是药神》里的程勇一样，此前他的人生是个混吃等死的烂人，周遭没有一个人正眼看过他，没有一个人肯定过他一句;直到有一天病友们给他送来锦旗，把他捧为赖以为生的“药神”，他得意洋洋地挺直了腰板，第一次尝到了“尊严”二字的滋味。

被人看到的机会，一个都不放过

被点名表扬的文牧野开始主动跟周围人交往，开始不停地拉同学“入伙”，用每次几百块钱的成本，拍了一个又一个粗糙的短片。他迷恋上了拍片，大学毕业便卯足劲连考了三年研，终于靠着少数民族骨干的一点优待条件、以英语仅超过最低线1分的成绩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田壮壮的研究生，“野路子”终成“正规军”。

田老爷子的教学方式很特别。他不爱在教室里一板一眼地教书，而是喜欢把学生叫到他的工作室里闲聊天，聊电影，也聊别的。文牧野渐渐领悟到，拍片不仅是一门手艺活，同时也是一种思维和判断的学问。

很多北电学生早早就出去找活。有的经人介绍进了一线大导演的组，做个执行人员或场记，打算先积累积累经验;有的摩拳擦掌自己写了长片剧本，却苦于没人敢投资给他们拍。文牧野只是平心静气地继续拍短片，在年复一年的试错中变得愈发老练。“与其去混剧组，不如找几个同学朋友，拍一些我自己想拍的东西，花不了多少钱……除了导演，我没做过其他任何一个剧组工种。”

每次一拍完，他就开始上网搜索短片比赛的信息。什么DV大赛、学生短片比赛、青年电影展，只要查到，他通通都要投稿一遍，前前后后投过的比赛有四五十个。有同学笑他，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比赛，得奖又能怎样?他不管。他赢了山东威海市下属一个区的DV大赛冠军，2000块钱奖金通过EMS兜兜转转了几个月才到他手里，这也能让他乐上几天。他甚至报名过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我要拍电影》，还进了全国20强，但靠选秀来培养导演这事儿终究不靠谱，成名的梦想也就不了了之。

“被别人看到自己片子的机会，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文牧野说。对于没钱没门路的他来说，这是他拼命往上爬的唯一一条路。

此时的文牧野还不知道，他真的被一些人看到了，而且被默默关注了很久。其中两位，正是宁浩和徐峥。

首先得关注现实，然后才是艺术，不能空想

文牧野短片《斗争》还入围了 第38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国际短片竞赛单元

2013年徐峥做FIRST青年电影展评委，给文牧野的短片《Battle》颁发了评委会特别奖。当时徐峥就说，文牧野应该拍长片啊，完全可以拍一些更通俗、更大众的电影，他有这个潜质。果不其然，两年后再见面，文牧野已经是宁浩介绍给他的新片导演了。

那几年时间里，宁浩看了很多很多学生短片，每年北电毕业作业展、青年电影展等等的作品，他都看。他自己也是新导演计划出身，不爱看假大空的项目阐述，只看脚踏实地的拍摄成果。有不少新导演找过宁浩，天花乱坠地描绘自己的想法，宁浩会直接怼回去：“现在拍片那么方便，给你一礼拜时间，拿手机去拍一个行不行?”文牧野大学到研究生期间拍了9个短片，有4个现在还能在网上看到。宁浩看了《Battle》和《安魂曲》，看到这两部现实主义作品透着的坚毅又柔软的力量，然后就牢牢记住了文牧野这个名字。

宁浩想切实地帮新导演们做点什么，能力出众却没拍过长片的文牧野是他心中的头号人选。宁浩通过朋友联系上了文牧野，当时正好是饭点，就约出来一起吃了顿火锅。俩人性格都很实在，见面都没什么虚情假意的客套话。宁浩只是问了问文牧野之前做过什么，之后想干什么，当时宁浩还未正式决定成立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坦诚，脾气相投，不刻意施加压力，思路清晰，说话非常有条理，情商智商双高”，这是文牧野对宁浩的第一印象。

宁浩和文牧野还有一个大方向上的共同理念：要拍好中国本土故事。宁浩总结过自己发掘新导演的四大标准：本土、当代、创新、有独立思考角度，本土占据第一条;而文牧野刚好也一直坚持本土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短片《石头》的主角是一个拆迁棚户区住户和他的小狗;《金兰桂芹》讲东北两个空巢老太太相伴去交有线电视费却遭遇重重困难的故事;《斗争》(Battle)展现了一个维族小伙子关于宗教信仰的一番内心斗争;《安魂曲》讲述一名小镇工人为了凑齐女儿的手术费，而不得不“售卖”亡妻遗体去促成一桩阴婚……他的作品主角经常是挣扎在温饱线下的小人物，或是被排挤在社会边缘的孤独者，从他们身上，你能看到当代苦涩的众生相。

“世界上最优秀的电影基本都是取材自真实故事，奥斯卡最佳影片60%以上都是真实故事。”文牧野说。他手机里装着各种新闻APP，没事就会看看社会板块，做导演以后更加有意去关注社会事件。“因为那是给艺术给养的地方，你得首先关注现实，然后再去做艺术，不能凭空去想。”他更反感某些为了迎合西方价值体系、奖项偏好而拍的“中国电影”，这点也跟宁浩不谋而合。

宁浩最早拿到了《我不是药神》的原始剧本，觉得很好，曾想过要不要自己拍，最终还是决定交给新人文牧野。文牧野之前就对陆勇案有很深的印象，他也觉得这个原型有很大的创作空间，可以发展成一个很好的商业片剧本。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文牧野跟编剧一心一意扑在了这个剧本上，每天起床就是琢磨故事、写剧本、改剧本，偶尔跟宁浩开会碰一下意见，实在累了就出门散个心，但故事的每个细节都一刻不停地萦绕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这样的状态持续了整整两年。

说像韩国电影，那是文化不自信

最早电影叫《印度药神》，后来改为更突出本土性的《中国药神》，正式上映时的片名叫《我不是药神》。

最终片名是徐峥提议的。“一开始我们觉得是在讲英雄，后来觉得其实不是，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如果你想做英雄，那就往后撤退一步，反着来。”

文牧野爱讲一个词，叫“人物弧光”。《我不是药神》讲的其实就是程勇从一个自私的人变成不自私的人的故事，从一个彻头彻尾的loser、烂人，变成一个良知觉醒的英雄。在影片后半段，他为了救助白血病人的“大爱”，而放弃了做一名父亲的“小爱”。这也是文牧野最初就看好这个项目的原因：它写的是英雄，但不必从一开始就做英雄;它是社会题材，却非严肃纪实，有着丰富的商业片建构空间。

在编剧韩家女最早的剧本里，主角程勇跟原型人物陆勇一样，自身就是个白血病人，因而被迫走上赴印度求药的道路。而文牧野将之改为一个健康的人，他代购印度格列宁纯粹是为了发财，既没有自救的必要，也没有救人的动力。文牧野的考虑是，如果他本来就是个病人，那么自救和赚钱两个动机会产生冲突，人物转变会不够明晰;而且病人设定会限制角色的很多戏剧化发挥。

有人说《我不是药神》的故事有点像《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从原型人物来说确实有相似经历，但从电影文本层面看，《达拉斯》更多是挖掘男主人公这一个人的内心，他自身是病人，他体恤病人，突出的是这一个人物形象，也突出了马修·麦康纳的表演;而《药神》总体而言还是着力在戏剧上，主角不光是程勇，还有“治愈小队”，还有背后的整个现状和体制。

如果非说像，那么程勇的“弧光”其实更像《辛德勒的名单》。辛德勒一开始只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德国商人，最后变成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拯救者。“其实好莱坞电影中有非常多这样的题材，从不关心到关心，慢慢实现转变。”在《我不是药神》的最后，文牧野为程勇安排了一个国产商业片少见的仪式感段落，病人们站满一条街，肃穆地摘下口罩，向舍己救人的英雄行注目礼。这样的高光时刻，在《辛德勒的名单》结尾有，在《死亡诗社》结尾有，在《窃听风暴》结尾有，在《聚焦》结尾也有……形式全然不同，但都是全片情感力量最强的一笔，能快准狠地抓住观众的心。

与人物的转变相契合，影片整体调性也从前半段戏剧十足的商业喜剧，转为后半段振聋发聩的现实主义描绘。“前半段一定是热闹的，要让观众有一个代入的过程，要慢慢感受到主角的快乐，他才会爱上这个角色;到了后半段，他也会跟着感动。要用欢笑打开观众的心门，然后再慢慢放进社会意义;你一开始就讲大道理，谁也不会愿意听。”对于类型片的起承转合，文牧野心里掐着一只精准的秒表，隔几分钟该放一个笑点，什么时候该有情绪转折，都是精心丈量出来的结果。

有网友说这种先喜后悲的传记片套路像韩国片，文牧野对这一印象感到诧异：“中国不能有英雄吗?说像韩国电影，很简单，就是对自己的文化不自信。一个《鸣梁海战》就把韩国市场炸裂了，其实鸣梁海战才多大?整个战役是戚继光打的。观众要开始渐渐相信中国有英雄。”

当然，文牧野不是没吸收过韩国电影的养分。《我不是药神》里徐峥第一次靠卖药发家致富的蒙太奇段落，其背景音乐就被一些影迷听出改编自《与罪犯的战争》，据说在片场拍摄的时候，文牧野也真的放了那段原版配乐;文牧野甚至在开拍前为徐峥等主演提供过一些参照，比如《辩护人》里的宋康昊，《哭泣的拳头》里的崔岷植等等。与其说《我不是药神》是贴近韩国电影或好莱坞电影，不如说是贴近一种成熟的、国际通用的电影工业模式。

导演一半是艺术，一半是管理

2016年9月，宁浩的“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正式发布，首批签约的青年导演有10位，文牧野是其中之一，后来人数又在不断增加。比起其他青年导演的项目，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有宁浩和徐峥两大导演做监制保驾护航，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商业片诉求，文牧野似乎成了“坏猴子”里最受宠的那一个。

对于自己所获得的资源倾斜，文牧野是这样看的：“一开始大家都一样，都在写剧本，不是说哪个项目资源倾斜就会多，而是要靠内容去匹配资源。《我不是药神》一开始就是向着商业电影的方向去写作的，它需要一定数量的群演，需要建构一定基础的生态，需要更快的节奏。这部电影最后算下来有200场戏，200场是什么概念?一般电影平均一分钟一场戏，总共可能120场戏，200场戏你想象一下场景会有多少?这些都决定了，这注定不会是一个小项目。”

徐峥评价道，“文牧野是天生要做导演的人。”在常人的想象里，“两弹一新”的组合方式会给新导演带来很大压力，束缚其手脚，但现实情况是，首次执导长片的文牧野展现出了惊人的掌控力。作为监制，宁浩主要帮忙在前期进行大方向上的把控，徐峥则负责撑起表演，并在宣发等后期阶段提供了一些建议。拍摄过程中，两位监制选择了百分百信任文牧野，文牧野也因怀揣着“我是最了解这个项目的人”的自信而大胆去拍。

“这是我的剧组，剧组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开拍之前就已经用了非常多的时间去磨合。可能会发生的问题，我都在开拍之前就解决了。开机以后，整个剧组都是我的手脚，我必须要达到这样的自由度才能开机，否则整个权力架构就会崩塌。”文牧野说。在距离开机还有半个月的时候，所有主演就已经进组，开始一遍一遍地排戏、磨合。

从学生时代拍短片起文牧野就意识到，做导演，一半是艺术，一半是管理。以前跟同学拍作业，人手不够就等两天，再不行就自己上手，总能灵活解决;现在到了大剧组，每个岗位都马虎不得。“你想让每个人都听话，但不是每个人上来就能听话，这需要我全力以赴去准备。”

从写剧本到筹备的三年时间里，每场戏都深深印在了文牧野脑子里。到了片场，他像一个疯狂旋转的陀螺，对摄影机运动、演员走位、造型美术等各部门要求都精确到毫厘之间。“作为新人我必须不断地学习，并且要非常坦诚地去交流。比如说这块技术问题我不懂怎么操作，但不代表我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我只要告诉他，我想要什么什么效果，你看可不可以达得到?达不到的话能达到哪个级别?我再看看可不可以。”

“快一点快一点”，“慢一点慢一点”，“这句话你要说得‘糊’一点”，“要不咱们再保一条?”剧组人叫导演“文保保”，因为每次各方面都很完美的情况下，文牧野也还是习惯“保一条”，看看能不能激发出更多的可能。

“快半秒和慢半秒对观众的影响非常大，点到位置了，观众就接得过去，不然那个感受就不对。你看那些技术工种，比如做音乐的，最后真的是零点几零点几的分贝去调。对观众来说最直观的就是表演，节奏非常重要，快一点慢一点说这句台词，大声点小声点，情绪再出来一点、再收回去一点，说话再‘糊’一点(指抑扬顿挫不要太刻意)，都不一样。如果你不介入到这一步，就是失去了导演掌控力，导演必须要指导表演。这种感受上的东西对演员是非常有帮助的，演员就会非常依赖你，跟你一起去创作这个角色。当演员都开始相信导演，整个剧组就会拧成一股劲，所有人都会奔着我想要的东西去。”文牧野说。徐峥很尊重文牧野的判断，有时一场戏NG了30遍也毫无怨言。

所有演员共同成就了这部戏

“泪目了。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徐峥看完剧本后，马上找来手机给文牧野回了这样一句话。

对于徐峥出演，文牧野一开始是颇有些犹豫的，纵使对方是第二出品公司的老板，更是国内大银幕最具票房号召力的一张面孔。在他原先的剧本设定里，程勇是个性格爽朗的东北汉子，徐峥一上海人，能演出那股子痞气吗?

文牧野决定先改改剧本试试，他为徐峥把整个故事背景地挪到了上海。徐峥来了，顶着锃亮的光头，怎么看都还像他以前电影里演的那些精明的中产阶级。文牧野跟美术商量，能不能给他换个造型?我想让观众看到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徐峥。美术搞来一堆假发头套，长的短的，直发卷发，连《功夫》里周星驰那种风流倜傥的都有，最后选了一个看起来最自然、还有那么点沧桑的。徐峥戴上，出门去菜市场转悠了一圈，又去保健品店里体验了几天，竟没人认得出来。

“基本在现场走戏的时候，徐老师是引领全场的，他的戏剧节奏非常非常好，是咱们国家演员里最好的之一。他既松弛，又能准确传达出小人物的状态，而且非常有观众缘，观众一看到他那张脸就会觉得很可爱，招人喜欢。”文牧野笑道。片中有很多小的细节，比如程勇游说牧师入伙最后那句“阿门”的笑点，就是徐峥的临场发挥。拍这部电影之前，徐峥已经很久不抽烟了，为了角色又重新拿起了烟，最后再跟着程勇一起戒烟。

“治愈小队”的演员人选多少也都是“偶然中的必然”。

“王传君跟我最初的设想反差最大。我开始希望他是一个特别瘦小的人，王传君1米87，长得也挺帅的。但我看完他的造型后，一个1米87的人显得特别瘦弱，那种反差感给我带来很特别的印象。”进组半年前，王传君的母亲刚刚因癌症去世，在长期陪护过程中，绝症和死亡对他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冲击。有朋友看完《我不是药神》后给王传君发信息说，电影让他想起自己父亲生病买不到药的经历，所以看完电影感同身受，哭到不能自已。王传君沉默了一阵，回了他两个字，“一样”。王传君为这个白血病人角色减肥到骨瘦如柴，两天两夜不睡演出满眼血丝凹陷在病床里的样子，好友金世佳看过电影后说，他已经做得比我好了。

章宇第一次见文牧野的时候留着胡茬，扮相成熟，他已经36岁，而黄毛这个角色的设定是20岁，显然很不相符。但文牧野一看到章宇的眼睛就被吸引住了：“特别透亮，干净得不得了，基本让我立刻确定，就是他了。”章宇此前演的文艺片都很小众，上一部作品是青年导演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也演一个外冷内热的社会青年。文牧野对黄毛的想法是，他是电影里最不像病人的一个病人，单纯，正义，代表了对生活的不屈服。

谭卓倒是跟刘思慧的设定吻合，是一个性格飒爽的东北女人，在一大帮男人中间显得很亮眼。在磨合中，文牧野发现谭卓是一名十分强韧的女演员，为了几秒钟的钢管舞镜头练了一个月，练到软骨骨折，她同时也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感性到看新闻联播都能掉泪。这种性格反差最终也体现在了思慧这个角色身上。

杨新鸣是宁浩推荐的，他在《无人区》里演过一个外表凶煞的加油站的老板，这次摇身一变成了文质彬彬的牧师，转变令人称奇。杨新鸣特意去观察了真实牧师的状态，学了一口略带口音的英语。牧师这个角色在片中戏份不算多，但承担了多重功能性作用。“治愈小队”成员来自天南海北的不同阶层，代表了中国的一个生态剖面。

“四个人会形成一个很强的叠加效果，而且有很好的娱乐性。这种电影最难的是前半段的建制过程，就是当你第一幕结束后，后面20到50分钟是最难过渡的。当你有一个团队的时候，就会变成11罗汉，一个一个抓人，每个角色都有特点，会非常有意思。最后这四个人还会变成弹药，因为他们要面对死亡，会带来直接的情感介入，会促使男主角发生变化。”

“治愈小队”吃火锅那场戏，就是整部电影前后两段的分水岭，也是拍摄难度最大的一场戏。据剧组人员回忆，那天的拍摄从晚上十点持续到了第二天凌晨五点，拍一条徐峥就哭一场，监视器后的文牧野也忍不住偷偷拭泪。几个人都喝得有点飘，满地都是酒瓶子，好像真要散伙了一样。徐峥最怵哭戏，在黄毛家独自痛哭那场戏，所有主演都站在镜头旁陪着他，哭过一次，大家就轮流过来抱抱徐峥。所有演员共同成就了这部戏，每个人都为故事画龙点睛。

审查很顺利，电影的整体质感是温暖的

《我不是药神》触碰到医疗系统的一块顽疾，主创对电影上映后会引起的社会反响早有预料。但这样题材的电影不是人人都敢碰，它注定要面临审查风险。

文牧野坦言，从最初写剧本开始，他们就认真考虑过这方面问题，因此对于情、法、理之间关系的把握，要尤其谨慎。警方的态度、法律的态度、国家的态度，既要让观众觉得真实合理，又要在剧情上对主角形成一定阻力。正因为难把握这个度，所以中国很少有现代英雄题材电影，更别说超级英雄电影了。《我不是药神》里并无反派，每个人都只是各尽其职而已，而周一围饰演的警探尤为必要，他代表了体制内的人性温度。最终审查过程很顺利，并没遇到太大的问题。

主创也从一开始就与故事原型人物陆勇积极保持联系，文牧野表示写完剧本就给陆勇看过，获得了他的默许，开机前也请他来组里座谈交流。中间尽管陆勇因为没看到成片而对改编部分进行过质疑，但后来听到观众普遍的正面反馈后，陆勇与主创达成了和解，还欣然受邀出席了首映活动。令人宽慰的是，电影中难以解决的法大于情的难题，在现实生活中迎来的圆满的结局，陆勇并没有坐牢。在《我不是药神》早期结尾字幕里，慢粒白血病存活率已经从2002年的30%上升到70%，当电影全部制作完成后，陆勇告诉文牧野，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85%。

“这部电影的整体质感是相对温暖的”，文牧野说，“你看每个人物要死的时候，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是微笑的，都是满足的，最后程勇坐在车里看着人群也是笑着的。电影体现出来的其实是一种乐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你怎样才能被时代善待，你首先要用心去善待这个时代，善待身边人，也善待自己。它对我来说并不沉重，而是灵魂上的一种超脱。”《我不是药神》海报截取的就是一个片中并不存在的“圆满时刻”，主角们聚在一起，开怀大笑。

超脱的灵魂去了哪里?文牧野并没有说。但或许片中一些细节值得玩味：比如有一个牧师负责总联络，下设十三名群主负责分发救命药;比如全片第一个镜头是一尊印度神像，后来程勇良知觉醒再次回到印度后，刚好在烟雾缭绕中看到了那尊神像——那是全片最神秘和诗意的画面，它对剧情推进看似没什么用，但一定是这部电影需要的。

文牧野看过的电影很多，但只有两位导演，在他心中已经上升到崇拜的高度——一个是《爱情是狗娘》《通天塔》导演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还有一个是李安。

“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做导演，归根结底不是技术，而是世界观和价值观，所有的类型和表达方式都是为它们服务。”

文牧野曾在FIRST青年电影展上对李子为说，他做导演“第一个目标是奥斯卡”。现在再解读这番看似年少轻狂的话，你能明白这位初出茅庐的新导演想要的是什么。

其实到现在，文牧野自己最爱的作品依旧是他大学毕业后花1000块钱拍的那部简陋的短片《金兰桂芹》。他从跳广场舞的人群里挑中两个老太太，请她们“演”了一小段再平淡不过的生活。在那个短片里，“导演”仿佛消失了。

艺术不艺术，商业不商业，大电影还是小短片……对文牧野来说，形式并不重要，本质上都是人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文牧野才33岁，他的导演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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