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小小的我》研讨会在中国电影人之家举行。

电影《小小的我》于2024年12月27日正式上映，上映后凭借动人的故事和精彩的表演迅速引发广泛关注。截至目前，影片累计票房已突破7亿元，成为同档期口碑与商业表现兼具的佳作之一。2025年1月23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指导、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办、《电影艺术》杂志社承办的电影《小小的我》研讨会在中国电影人之家举行。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陆弘石，导演王瑞、王红卫等专家学者，以及《小小的我》监制尹露、导演杨荔钠、主演易烊千玺等主创出席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小小的我》以真诚细腻的视角关注边缘群体，实现了真实性与戏剧性的平衡，展现了深刻的社会关怀与人文精神。影片通过纪实与诗意结合的影像语言和演员精湛的表演，使观众能够走近特殊人群的内心世界，唤起对平等与尊重的思考。影片在艺术和商业上的双重成功，也体现了主创团队不仅在艺术创作上精益求精，更在市场定位、宣发策略以及演员的选择上做出了精准的把控，为中国电影在内容创作和行业结构调整层面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艺术与市场并行：探索现实主义电影的双重价值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为，《小小的我》拓展了中国电影题材，从电影的角度彰显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体现了当今社会文化包容度的提升，是电影艺术的一次成功拓展，为未来的电影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影片的主题具有多重性，脑性瘫痪患者生存和寻找人生道路的过程，不仅表现了个体如何面对命运的打击并寻求自我价值的重建，还呈现了社会和家庭对这些少数人群体的关怀与包容。特别是影片中涉及的女性话题，如母亲的创伤与宽容，进一步深化了影片的主题，使其更加丰富和有层次。易烊千玺在本片中的表演超越了形体上的限制，精准地捕捉了角色的情感与情绪波动，其演技不仅成就了影片，也推动了他的艺术成长，体现了演员在作品中的深度投入，而不仅仅是明星效应的展现。此外，《小小的我》对社会公益起到了可贵的影响，通过公益放映与无障碍放映活动，呼吁社会对边缘群体的关怀，展现了中国电影在社会责任方面的积极作用。陆弘石认为，《小小的我》能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在当今碎片化审美时代，本片是对这种趋势的一次有力抵抗。《小小的我》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电影在小众类型电影领域的胜利，尤其是在电影市场不断成熟的背景下，能够在非贺岁档期取得如此好的票房成绩，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本片在艺术方面体现了对“银幕写作”的坚持。电影的魅力在于其独特的视听语言，而本片通过视听语言的精准运用，尤其是特写长镜头的细腻处理展现了电影独特的雕刻感，深刻地传达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此外，本片没有排斥文学性，反而在台词和人物塑造上恰到好处地融入了文学性元素，台词简洁、精准且富有内涵，这种文学性语言不仅增添了影片的艺术层次，也证明了即便在文化消费和娱乐方式日趋多元的环境中，电影依然能够保持其艺术纯粹性。电影产业当前需要更多高质量的作品来支撑市场发展，随着市场的自然调整和优秀作品的出现，电影行业会迎来一个健康的稳步发展阶段。虽然短视频和互联网思维对电影行业带来了冲击，电影依然应坚持自身的创作理念，避免被“情绪价值”或“短视频化”的潮流所裹挟，继续保持对灵魂和思想的深刻关注。

梁英华表示，《小小的我》是一部弘扬主旋律的精品佳作，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市场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片不仅展示了真善美，传递了主流价值，还通过细腻的刻画展现了人性的善良、希望与坚韧。影片中对脑性瘫痪患者的偏见与现实生活的深刻描绘，通过家庭关系、外婆的爱护以及角色的成长等细节，为观众带来了真实感和代入感。刘春和这一角色虽然平凡却充满力量，经过导演和编剧的精心创作，“小小的我”被塑造为“大大的我”，深刻触动观众的内心，传递了正能量和人文关怀。《小小的我》不仅是一部艺术佳作，还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邓光辉表示，《小小的我》是一部严肃深刻的电影作品，在角色塑造、剧作结构以及正向价值表达等方面，均有较好体现。影片成功塑造了刘春和“这一个”能进入艺术画廊的人物形象，成为当下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品之一。影片深入探讨亲情关系和社会关切，赋予个体以自强的尊严，基调真实厚重，再次证明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对于创作的基础性作用。《小小的我》在创作界和社会层面引起积极反响，为当下现实主义电影创作开拓了新的前景。

宋智勤认为，《小小的我》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现实主义电影，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电影在现实题材创作方面的进步，通过深入探讨脑性瘫痪患者的生命经验，关注弱势群体的处境与主体觉醒。易烊千玺的表演突破了以往的形象束缚，塑造了一个真实且极具突破性的残疾人角色，在表演中不仅注重外在形体的塑造，更深入挖掘了角色的内心世界，通过细腻的表情和眼神传递角色的痛苦与渴望，摒弃了过度情感化的处理，采用克制的方式展现角色的真实与独立，体现了演员对艺术的尊重与深刻理解。影片摈弃了奇观化的处理方式，采取平视和尊重的态度看待脑性瘫痪患者，强调人的尊严。刘春和通过不断尝试工作来证明自己作为“社会化的人”的价值，探讨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这种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哲学探讨，使影片的叙事更为深刻。

边缘群体的关注与表达：艺术创作中的社会责任

尹露表示，《小小的我》自上映以来，已吸引超过1830万人次观看，其中包括许多残障群体的自发观影。影片通过展现脑性瘫痪患者的生活和他们的精神力量，探索了残障群体在社会中的处境及人性的勇气与尊严。在剧本创作过程中，剧组深入四川成都的八一康复中心，接触了许多脑性瘫痪患者及其家庭，深刻感受到他们展现出来的生存毅力和家庭的支持，这一切为影片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情感共鸣。易烊千玺的探索精神和职业素养帮助他塑造了一个既有身体残障又拥有内心力量的角色，他的努力和决心为角色注入了青春的活力。影片在制作过程中始终坚持平视的视角，力求真实还原脑性瘫痪患者的世界，传递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影片通过喜剧元素和幽默的处理，消解了生活中的困境，反映了残障群体勇敢、乐观的心态，也符合当代年轻人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小小的我》放映后，许多残障观众反映自己与刘春和的经历高度契合，显示出影片为残障群体带来了鼓舞和启发。为了让更多观众体验影片的魅力，片方推出了无障碍版本，并在全国各地设立至爱影厅，帮助残障人士与家人一起走进电影院，享受观影乐趣。此外，片方还联合新华社等机构推出《苔花公约》，旨在呼吁社会为残障人士提供公平机会和支持。

杨荔钠表示，《小小的我》自上映以来获得了观众的广泛喜爱，让人深感欣慰。第一次接触剧本时，她觉得这是一个通过简洁而深刻的戏剧文本，探讨社会议题的独特故事，关注特殊群体的题材也一直是其创作团队关注的重点，本片在此基础上延续了他们多年来的创作主题。《小小的我》并没有选择宏大的叙事框架，而是聚焦在一个常常被忽视的群体，呈现出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个体和情感。在影片的创作过程中，摄影指导、艺术指导和造型指导等团队成员通过精心设计的影像和布景，使影片的风格真实、接地气。此外，通过与脑性瘫痪患者及其家庭的深入走访，剧组得以真实还原患者的生活细节，这为影片的真实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小小的我》不仅展示了刘春和的个人故事，也通过他的经历让观众感受到残障群体的困境，并且推动了社会对特殊群体的理解和尊重。影片打破了公众对残障人士的刻板印象，并希望影片能够为更多的残障人士带来勇气和信心，鼓励他们更加融入社会。易烊千玺通过大量的准备和对角色的深入理解，成功地让刘春和这一角色脱离了演员本人的形象，完美呈现了角色的内心世界。这种非凡的职业精神不仅为角色注入了生命力，也增强了剧组成员之间的默契和合作。

易烊千玺表示，《小小的我》中的角色刘春和是他迄今为止工作量最大、影响最深的角色。在拍摄之前，他进行了封闭式的准备，研究脑性瘫痪患者的影像资料、康复治疗书籍，并反复调整自己的步态、肢体特征和发声方式，同时深入走访患者家庭，捕捉他们的日常生活细节，希望能够塑造出一个有尊严、情感丰富且立体的刘春和，而非病态的猎奇角色。然而尽管前期的准备工作非常充分，实际拍摄过程中依然面临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如何呈现患者的日常状态。在镜头下，他曾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意识到表演的微妙之处并非仅仅靠外部造型和技术实现，而是需要在生活的真实性和创作者的艺术想象之间找到平衡。表演的难度在于如何精准表达角色的日常生活，而非展现大起大落的情绪。在拍摄过程中，他与主创团队共同努力、耐心尝试，通过不断调整和磨合，最终成功塑造了刘春和这一角色。《小小的我》不仅关注刘春和的个人故事，还通过真实的描绘为边缘群体发声，上映后观众尤其是边缘群体观众的正面反馈是最好的嘉奖。作为演员，电影的使命不仅是还原角色，更是通过角色触动人性，展现生命的无限可能性。他很幸运能够参与这样富有意义的作品，而电影作为时代的记录者和推动者，承载着更深远的社会责任。对于青年演员而言，表演是一项需要敬畏和坚持的事业，尽管在这条路上会遇到挑战和低谷，但只要坚持信念，就能够找到自己的舞台，贡献属于自己的力量。

 

真实与情感的平衡：叙事与表演的深入探索

赵卫防指出，杨荔钠导演在《小小的我》中延续并深化了其女性书写的风格，同时在主题和创作手法上实现了重要转变。杨荔钠的早期作品如《春梦》《春潮》和《妈妈！》主要围绕女性的觉醒和存在展开叙述，而《小小的我》虽仍保留了女性视角和女性角色的核心地位，但更加注重表现普适的尊重和平等，从女性主义电影创作者的框架中逐步游离，转向具有更广泛共享价值的主题表达。在创作手法上，杨荔钠从早期以隐喻和艺术化表达为主的“作者电影”风格，逐渐过渡到更加文学化、大众化甚至商业化的叙述方式。这种变化不仅延续了杨荔钠对女性书写的深刻理解，也让影片具有更广泛的观众基础和社会意义。在具体的表现手法上，影片中镜像的使用延续了导演以往作品中的特色，并在情感表达上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例如，影片中通过玻璃倒影表现刘春和与培训中心负责人及姥姥之间的复杂情绪和内心波动。此外，刘春和在红色镜子前的沮丧形象等场景都体现了导演对人物情绪和情感的深刻捕捉。这些镜语的运用不仅是作者性的重要体现，也让影片更具艺术表达力。此外，《小小的我》对母女关系的探讨延续了导演对母女情感和代际关系的深度关注。影片中的合唱场景也延续了杨荔钠的叙事特色，与早期作品中的合唱有异曲同工之妙，既是导演风格的延续，也是对影片主题的丰富补充。王瑞表示，《小小的我》是一部具备创新性、真诚性和深度的电影，它不仅为中国电影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展现了年轻演员和创作者的优秀表现。当前的电影创作存在依赖成功类型的复制同质化倾向，而《小小的我》的票房成功证明了多样化电影的市场潜力。通过这部影片，投资人可能会对尝试新类型电影更加有信心，这种示范性意义非常重要。《小小的我》的成功离不开创作者的真诚，这种真诚体现在人物设置和情节处理上。比如，姥姥与雅雅的关系通过幽默与真挚展现出层次感，而刘春和的角色设计没有刻意讨好观众，而是精准把控情感与情节的张力，这种控制避免了过度煽情。影片中的几场戏对真诚的表达尤为突出。比如，姥姥与刘春和在桥下打鼓的场景不仅美好动人，还散发出一种真实的电影美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刘春和父母的一场对话，父母因刘春和的存在而反思自己的人生，这一充满无奈与深度的对话为观众留下了思考的空间。王瑞强调，这种“不提供明确答案”的叙述方式展现了创作者真正思考生活的能力，让影片更具感染力。易烊千玺对刘春和的角色塑造非常成功，让人想起经典影片《我的左脚》中的表演。他的表演没有让观众感到过分沉重，不仅提升了美感，也让观众看到了一种信念感和投入，让影片更为出色。王红卫认为，《小小的我》在创作和产业方面的成功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文艺性和商业性之间取得的平衡。本片避免了传统文艺片的单一结构，既不完全偏向剧情，也没有陷入过度散文化的叙事，这种结构上的平衡使得电影能够以相对流动的节奏吸引观众，而不是依赖于常见的剧作钩子或悬念，对于中国电影的观影习惯而言具有突破性意义。在对脑性瘫痪患者这一题材的处理方面，本片避免了“卖惨”或过度消费苦难的陷阱，而是通过真实且温暖的方式展现了脑性瘫痪患者的生活状态。本片对母子关系的刻画尤为重要，通过一场看似简单但充满张力的争吵，揭示了深层的家庭矛盾和命运的无常，避免了人物成为工具性的存在，使得影片在人文关怀和现实深度之间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易烊千玺的表演展示了很高的职业素养，特别是在处理肢体表演时，他不仅通过细腻的肢体语言传达了角色的生理困境，还同时完成与对手戏中的互动展现了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成功地让角色在与他人的交流中逐渐展现出更多的人性和层次。此外，本片的成功不仅因为其艺术创作上的独特性，更因为主创团队在市场定位、宣发策略以及演员的选择上做出了精准的把控。主创团队能够把《小小的我》打造成一部“高级定制”的艺术电影，正是因为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市场需求和商业属性，同时又保持了艺术创作的严肃性和深度。《小小的我》的成功不仅为中国电影带来了创作上的突破，也为电影产业注入了信心，证明了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可以在互相借力中取得双赢的局面。

孙德元表示，易烊千玺在《小小的我》中的表演非常动人，尤其是在展现角色刘春和的特殊肢体动作和情感表达时，展示了他出色的演员技巧和内在情感的把握。他通过精妙的肢体控制，包括四肢的肌张力增高、膝关节扭曲、手部的细微动作等，充分展现了脑性瘫痪患者的特殊表现，这些都需要演员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努力。易烊千玺在表演中避免陷入“奇观陷阱”和“自恋陷阱”，成功地将角色的外在形象与内在情感结合，既不过度炫耀技巧，也不沉溺于自我模仿，而是通过细腻的表现深入展现了刘春和的精神世界，不仅仅是对角色的精准塑造，也体现了他对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担当。《小小的我》避免了过度煽情，保持了平实和真实的情感表达，尤其是在刘春和与母亲的冲突、寻找录取通知书的情节中，易烊千玺的表演既克制又具有极高的分寸感，使得角色的情感流露更加自然。

谭政表示，《小小的我》是中国电影疾病叙事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体现了中国电影在这一领域的进步与提升。本片的叙事形态和语态具有几个鲜明特点，第一，影片正视病患群体的弱势地位，不将其作为奇观叙事的对象，而是将其视为社会中的一员，展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需求，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外在苦痛和形体缺陷。易烊千玺的表演让观众自然地接受了刘春和这一角色，成功传达了患者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第二，影片在叙事形态上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不仅仅专注于刘春和的痛苦，还将其生活置于群体背景中，特别是将刘春和与一群老人的生活相结合，避免了单纯聚焦疾病本身的直白叙事。影片中不仅有纪实性镜头，还融入了幻境与诗意的语言，进一步丰富了刘春和的世界，使之更加精彩和有层次感。第三，《小小的我》不仅展现了病患的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还在结尾提供了温暖的希望，尽管刘春和未来依然面临挑战，但影片以平实的方式传递了希望的信息，给予观众正面的力量。第四，本片还通过展示一个复杂的家庭关系，特别是两代人之间的苦痛和隔阂的延续，呈现了一个社会的横切面，这使得影片的叙事不显单一，而是呈现出多维度的社会生活，增添了影片的深度。尽管《小小的我》在市场和档期上面临一定的挑战，但影片依然取得了良好的票房，说明观众对于此类情节淡化但深刻且富有内心表达的影片已有了更高的认可，不仅证明了影片的质量，也体现了中国电影市场的逐渐成熟和观众审美的提升，这是非常可贵的。

免责声明： 文章如果来源是转载，内容的真实性未经核实，与爱特豆无关。如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有误，请联系本站做编辑和删除处理，文章仅作参考。